啟示文學的起源

    許 多人認為，啟示文學主要的發展是在馬喀比時期，哈西典人（虔誠派，西元前二、三世紀成立）抗議西流基人的宗教政策與宗教迫害，尤其是伊庇凡尼斯。以西結、 撒迦利亞等早期作品，被視為預言式的前身，但不算是啟示性作品。當然，以賽亞書第二十四至二十七章，或許約珥書，都可以列入同一範疇。雖然以賽亞書內含有 猶太教的末世論主題（地的毀滅、天象的徵兆、天上的筵席、怪獸、巨龍），但卻沒有啟示性的標記（異象、只重未來而抹殺現代、二元論）。約珥書第一至二章的 蝗災雖然用象徵，卻沒有太多意象，比較算是預言式的呼召，要百姓歸向耶和華。

    不過，若考慮其他因素，則可以清楚看見啟示文學的記號。漢森在以賽亞書三十九至六十六章的幾處神諭中，發現對現世絕望，並期待上帝直接干預的觀點（如賽四十，四十三，五十一）。「遠古與未來歷史的聯鎖……讓未來事件具全宇宙的重要性」。而以西結書與撒迦利亞書更是如此。

    羅蘭德注意到以西結書第四十章的文學背景，在異象之後是解釋，這符合啟示文學的模式（與但八-十；啟十七相較）。撒迦利亞書也有天使作解釋（亞一19，三1，四2）。夢裏所見異象的神秘象徵，以及異象的主題，都顯示出啟示文學的思路。

    此外，在古代近東先知時期之前，啟示文學已經存在。柏格曼（J．Bergman）寫了一篇有關埃及啟示文學的文章，非常精采，他討論到埃及的決定論與對永恆的迴圈觀，有些人認為，這種觀點使埃及不可能出現啟示的傳統。柏格曼卻主張，這只是埃及許多宗教傳統之一，事實上另有些人對永恆和到天上旅遊感興趣。同一本書中，淩格仁（H．Ringgren）、威登格仁（G．Widengren）和赫特賈（A．Hultgard）分別討論了亞喀得與波斯這類文字的特色。亞喀得代表啟示思想發展的初期，不過伊朗經文中，瑣羅亞斯德（Zoroaster，祆教的鼻祖）扮演啟示媒介的角色，雖然這段經文的日期很難判斷，但是可以看出在很早的時期，這種思想模式就已經有相當的發展。

    韓 特曼根據神祗的名字主張，伊朗的基本傳統可追溯到西元前第六世紀，而伊朗的二元論以及智慧先存的概念，並末世救贖主的思想，猶太思想家都很熟悉。總之，在 先知時期，其他地區就已有類似的文字。至於有無直接的影響，這類判斷則完全出於主觀，無法查究。我比較贊同的看法為：啟示文學為晚期發展之說缺乏證據，而 有充分理由可以下結論說，它的起源時期為西元前第八至第六世紀，主要出自預言的環境，而與伊朗和近東的概念類似。

    不 過，預言並不是惟一影響啟示文學的思想。我在前面提過智慧文學和啟示文學的關聯。馮拉德甚至主張，智慧文學為啟示思想的首要來源，因為兩種運動都出於對知 識和人類今世經驗的探索。不過，雖然這兩個傳統有關聯，可是差異之處太多（如，智慧思想缺乏末世的取向、神秘的象徵），很難說有直接的影響。

    以色列史是否有某一部分與啟示文學的興起密切相連，則難以判斷。很可能由於被擄的壓力和危急，上帝不單藉著先知直接宣告他的心意，還加上一連串的異象， 聲 明他掌管未來，以色列的餘民必須信靠他，他會直接干預歷史的過程，這是對當前環境的惟一答案。異象與象徵的媒介，成為宣揚這些真理最佳的途徑，從以賽亞、 以西結，到但以理和撒迦利亞，這個方法逐漸成為上帝啟示的主要方式。有一點很清楚：答案絕不只在社會學的分析中。我們必須以上帝的心意為這種過程的解釋要 訣。當然，這兩者並非互相排斥。上帝選擇了最合適當前環境的模式，來傳達他的旨意。

    啟 示文學運動第二階段的發展，是在主前第二世紀之時。馬喀比時代之後，這運動與哈西典人（敬虔派）相關，後來他們分裂為法利賽人與愛色尼人。與這兩派人相關 的資料都可以找到，但是後者顯然關係更為密切。莫理斯提到，法利賽人雖然也有一些啟示方面的關注（復活、來生），但是大體而言，後期的運動則反對這類「熱 情式」的宗教態度。兩者在初期有關聯，但是後來卻分道揚鑣。啟示文學並不是政治運動，沒有組成如法利賽人或撒都該人的政黨。它像智慧文學一樣，主要是一種 思想方式，一種人生觀。起初它乃是上帝所揀選、傳達啟示的方式，後來則成為一種對人生的觀點，跨越猶太人各種不同的教派；這些教派在不同的時期都可看見此 種思想的蹤跡（只有撒都該人例外）。最重要的是，它提供了猶太教和基督教之間最明顯的聯繫，比與猶太教任何一派的關係都更直接。